[摘要]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只待成绩出炉，各位高考人就奔着自己的志愿而去了。作者作为一个高考过来人，为大家解释下建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学科。
高考前有些家庭变故，加之基本功本就不十分扎实，所以稀里糊涂地进出考场，以至于对那几天的印象有如酒后断片，全然回忆不起来。
但即便如此，仍然厚着脸皮第一志愿填写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至于第二志愿写的什么，我当时也记不大得了，直到第一志愿被拒我才发现，原来被录取的，是一门叫建筑学的学科。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又到了，不免让我回忆起这段往事。转眼已经在这个学科中摸爬滚打了七年时间，对这门学科的感悟也与七年前有所不同，便想着随便写写，聊以纪念。若干年后再翻回来瞧瞧，不知会有何增补删减。
01
建筑学的本体价值
建筑学的本体价值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如先问：建筑学的本体是什么?
有人说：建筑学的本体就是房子，所以本体价值就是遵循建造行为和房子本身的价值。但这是句废话。因为你大可以说人的本体就是动物，所以人活着只要遵从动物的本能就好——但这没有深究的意义。
参考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集合，所以我们不妨也把建筑看成是一切社会关系交织形成的产物，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它的本体。因而，建筑学的本体价值，也需要根据它所处的不同社会关系来进行判断。
列斐伏尔根据历史演变将社会空间分为六种形态：绝对性空间，神圣性空间，历史性空间，抽象性空间，矛盾性空间和差异性空间。抛除最后一种还未诞生的共产主义下的差异性和经验性空间，我们可以拿前五种来对应五种不同的建筑空间观，用以探究社会关系和建筑空间的联系：
原始社会下，社会关系无外乎便是人与自然，保护与生存的关系。能够领导部落于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大体上便也是这个部落的掌权者。那时候对于建筑的解释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即一种遮风避雨的保护性空间，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它对应了马斯洛(Marslow)所说的最基本的需求，即生理性需求;
奴隶社会下，社会关系是统治者与奴役者的关系。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仅靠提供公共品已经无法安定民心，还需要诉诸神明赐予。因而建筑空间需要具备一种震慑人心的神圣性——诸如各类神秘可怖的祭坛或者圣殿等来加强社会统治。这利用了个体对安全的需求;
封建社会下，随着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建筑的政治性和统治性逐渐由显转隐，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秩序中的一部分。它以民族情绪包装政治理念，以艺术情感掩盖等级秩序。建筑因而广泛地具备了历史性和传承性的特征，并满足了群体对归属感的需求;
而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关系以工业理性下的大规模生产和流通为主导，并借此表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美好统治。这使得建筑需要作为一种产品而快速填补空虚的市场需求，因而彼时的现代主义将抽象与简洁视为建筑的不二法则。基本住房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是普遍的尊重感需求的满足;
而在现在，社会关系成为了一种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相互竞争的关系——列斐伏尔将其称之为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相互反抗和充满张力的矛盾性空间。这样的矛盾大体上以全球化为主，并给予了地方文化两种选择：消逝，亦或是被消费——而恰恰是对于后者的选择，便为所谓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重新发扬光大开辟了空间。
建筑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奇观(生理或心理)设计;建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市场交易;建筑理论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广告包装——而这便是消费社会下，建筑学以“商品”的方式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本质，并借由此来满足人们对认知和审美的需求(亦或是刺激)。
即便我只针对当下大部分的社会环境，但你也许依然会觉得这样的判断很刺耳，所以我们不妨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1.文化资产——社会资产：建筑师的微观层面
更懂得将文化资产(建筑理论)转化为契合市场需求的社会资产(建筑物)的建筑师，往往在设计市场竞争中具有更高的竞争力。
而这毫无疑问会首先带来个人经济资产的提升——比方说标价更高的设计服务。当下活跃在建设一线的“大师”，其背后一系列感天动地的“建筑理论”首先便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公益或慈善的(即便理论本身看起来十分慈善)。这是所谓的“建筑理论”参与市场交易的第一步。
2.社会资产——经济资产：开发商的中观层面
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设计成本的提高，目的是为了社会资产价值的提升，而这显然有利于带动空间的经济资产的大幅度提高——如更加高额的空间售价亦或是门面租金，甚至包括空间中的其他商品。比如一家冠以大师手笔的咖啡店是绝无可能以普通价位出售一杯咖啡的。这便是“建筑理论”参与市场交易的第二步。
3.社会资产——人口资产——经济资产：掌权者的宏观层面
而对于掌权者而言，若无法想方设法在城市和建筑中多糅杂一些艺术气质和文化氛围(即便只是一种解释)那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城市便无以提升自身形象进而增强其在全球性资本市场中的竞争力，而这首先表现在城市将难以吸引和留住大量的城市人口。这对城市的发展和竞争来说是致命的。
这里说的人口对于城市的意义，并不是单纯的指涉所谓的网红城市中所产生的旅游经济产值(这的确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一种长期的资本性收入和现金流收入。厦门前规划局局长赵燕箐说，当下的城市竞争，将会是人口的竞争。这点明了当下从前资本主义到后资本主义的机制转向——即生产到消费的转向，生产产品到生产市场的转向，生产物质到生产欲望的转向。
城市需要更多人口。它一方面能带来劳动力成本的相对降低，同时也可带来消费市场的扩大，促进经济活力和GDP的增长，而这两者都是企业入驻和资本倾入的必要条件。因此，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城市需要让人们觉得踏实，新奇，人文，甚至是网红。这是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参与角逐的地方政府和城市所提出的诉求——城市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城市发展。
所以很明显的，地标建筑很重要，地标建筑师很重要，地标建筑师手头的“理论武器”也很重要——至于它究竟实用还是不实用，这反倒是次要的，流量和话题性才是判断用与不用的首要义务。有人说当代的建筑是“非标准”的，但这只是消费市场“非标准”的一个缩影。如果真说要有标准，那么超脱现实，刺激感官，引领消费便是它的首要标准。这便是“建筑理论”参与市场交易的第三步。
所以，建筑学的意义从来就不在于建筑物本身。从古至今，它都是一种用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工具，变化的只是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已：要么用来保护安全;要么用来震慑威胁;要么用来文化规训;要么用来消费麻醉。勒·柯布西耶很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要么建筑!要么革命!”他的意思在于，若不更替统治工具，那么被更替便只有统治阶级。
德波(Debord)将当下的社会称之为一种“景观社会”，他指明我们目前已经从经济拜物教转变为一种景观拜物教。建筑因而不可阻止地成为了构建奇幻景观的法宝和武器，建筑文化因而不可阻止地成为了消费和娱乐的文化(即便是神圣的，那也是用于消费的神圣)。纵然我们给予它更多的正面和公益价值：诸如历史的，传统的，人文的，艺术的等等等等，都或多或少在显性或隐性地诉诸包装的手段来提高空间的消费价值和利润生产——就像保健品的广告一般，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疗效，但却要记住它为何而打广告。
列斐伏尔提问道：“是什么让人们在当下心甘情愿地接受城市的剥削?”难道不正是我们日常学科中所提到的种种例如“归属感”，“新鲜感”，“人文感”，“艺术性”等一大堆陈词滥调以及我们为之所付出的努力吗?只不过，我却觉得这不是心甘情愿，更多是一种麻木而不自知——好比沉浸在斗兽场血腥舞台剧中的古罗马公民一般，而这不正是伟大的斗兽场存在的意义吗?
所以再回过头来反思那个问题：建筑学的本体价值是什么?结论似乎显而易见：建筑学的价值，一直都是一种统治和治理的价值;建筑学的艺术，便是一种规训与教化的艺术。你不要认为这是学科的问题，这恰好正是学科存在的原因。
02
建筑学教育的致命危机
尼采(Nietzsche)说：“上帝已死!”
因为言辞简洁有力，因而被广为流传。它似乎让人们觉得尼采在为宏大叙事和绝对价值观的崩坏而庆祝，却殊不知他还有后半句，只是不大为人熟知——“是我们杀死了他!”
尼采认为，上帝正是因为被传统的基督教冠以过多超自然的力量和徒劳的道德观，因而才导致人们在信念被打破的时候会瞬间陷入无尽的道德空虚和虚无主义中去——什么都是相对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都可以被容忍，什么都毫不为过且不必追根溯源，恰如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因此，说尼采在欢呼，那是错误的。他更多是在悲痛，且如他自称的“地下工作者”一般默默地寻找一种新的形而上的宇宙观以求重建秩序。
在我看来，当下大部分情况的建筑学教育同样正在将建筑学抬到一种“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地位上，因而也必将在人们面对现实之时而崩溃地一败涂地——有趣的是，这并不被当作是教育的缺陷，反倒被作为一种残酷现实而加以诟病。
塔夫里(Tafuri)说：“危机正日益严重地冲击劳动的资本分配，同时也反映到建筑领域……如果禁锢在樊笼中，无论怎样出众的表演都是徒劳，而建筑师们就关在这个天地中，在允许的一些通道之间绕圈子。”
若通道不够多，我们便尝试再往深处挖掘，提出各种各样的新主义，构建各种各种的新理论，建立各种各样的新规则，这大体上成了学科发展的方向。追求逻辑自洽却无法被证伪，追求理论创新却无法被实用，追求以人为本却无法被理解——若建筑学可以进行人格化，那么这个人想必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思而不学”的状态中。失去对真实世界的观察，失去对应有机制的分析，失去对社会因素的考量，因而教育者可以很平静地说：“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在我们学科里是很正常的。”
但这真的可以接受吗?我想作为一门学科而言，这是断然无法接受的。但是作为商品而言，却又完全可以理解：反正只是一种包装，改巴改巴也就卖了——可这却是一种真正的悲哀。这意味着即便只是作为一种商品，也在极大的程度越来越趋向同质化而难以做出真正的创新。
因而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时代的革命者往往来源于外部：钟表匠勒·柯布西耶呼吁我们走向新建筑;撰稿人简·雅各布斯开启了现代主义全面批判之滥觞;记者雷姆·库哈斯以社会学为视角开启了他的都市诊断……在普利兹克授奖仪式中，库哈斯说：“我们仍沉浸在砂浆之死海中。若不能将自身从‘永恒’中解放出来，转而思考更急迫，更当下的问题，建筑学不会持续到2050年。”这是建筑学的致命危机，也是建筑学教育的致命危机。
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却不多了。弗兰姆普敦(Frampton)说：当代建筑教育体制的危机，是权力与资本共同构成的。现有的建筑学教育体制是满足资本家对利润的最大需求，减少劳动力成本，回应快速生产而构建的。它带来的是“建筑师”的快速化养成，纵容形象和时髦，将新技术奉为神明，以及对建筑的媒介化和图片化宣传——诸如精修的摄影图，美观的表现图与令人费解的分析图等等，却缺乏对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追求，更别说跳出框架外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
更加糟糕的是，弗兰姆普敦的诊断书出在两千年初，若现在也是如此，那反而倒好了。可真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当下的建筑行业已经今昔不同往日：一边是劳动力市场过于饱和，一边是有能力的毕业生越来越尝试谋求其他出路——两相生厌，是目前设计师和设计岗位较为真实的写照。
所以出路何在?弗兰姆普敦的药方指出：建筑教育应该培养建筑师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解决全新的经济环境和技术创新对建筑学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可话虽如此，沟通和协调需要建立在认知的共识上，若建筑学教育依然无法正视学科的本体价值，依然培养只会在“樊笼中绕圈”和在“死海中沉浸”的建筑师，那么上述愿景便知是痴人说梦。无法建立沟通，扭曲和压迫则不可避免。
03
尾声——建筑学的内部张力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便取名为《论分工》。“劳动分工”的概念由此随着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建立而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中。
可分工带来分化，随后便指向人的异化(alienation)。它让人们留守于局部而失去宏观视野，让人们追求总体效率而不顾个体的全面发展——学科分化便是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一个结果，而以此为代价的，我们也或多或少失去了一些什么。在不断产生剧变的今天，这往往成为通往末日的必经之路。
所以，像Cityreader写道：“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中，如何能‘分离’，能反观自身，如何产生内部的张力，一种生的灵动张力”呢?我并不很清楚，但却时常把它视为眼前的命题，并尝试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学习。但倘若我有幸能用前半生的光阴扎根在建筑学这门语言中，那我便愿意以后半生的岁月来将它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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