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杭州的民国建筑群落是近代杭州城市建设史进程中固化的文化缩影和历史实证。本文试从历史、文化、建筑技术及艺术的多维角度阐释杭州北山路民国时期的建筑群落。
摘要:分布于杭州西湖北山街的民国建筑多达21处,是国内省会城市中独具一格的民国建筑样本,是20世纪上半叶规划和建设的智慧结晶,规格之高、类型之全,国内少有。本文试从历史、文化、建筑技术及艺术的多维角度阐释杭州北山路民国时期的建筑群落,以重新认识这一段尘封的建筑文化。
关键词:民国建筑;西风东渐;文化遗产;艺术解构
一、杭州北山街民国建筑的肇始与流变
杭州的民国建筑群落是近代杭州城市建设史进程中固化的文化缩影和历史实证。此时的浙江进入了继晚清之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代”,也是一个中西文化激烈对抗又相互融合的重要时期。细数清末民初时期杭州城市建筑变革的历史背景,大致分三个历史机遇期:一是洋务运动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江浙地区民族资本成长的“黄金时代”;其次浙江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三个主要策源地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与规模、社会阶层构成等都带来了全方位的思想革命,城市建设变化的层次由浅入深;第三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因为形成的新行政制度,西方建筑思想、新型材料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杭州传统建筑行业,其时引进西式生活方式及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科技建筑类型,成为中国工商事业和城市生活的普遍需求,建造了一批行政、文化、民用级公益建筑,许多高层、大型、大跨度、大构建的工程显示出杭州建造技术达到了日益成熟的境界。辛亥革命后的民国30余年间,杭州总共进行了多次大小、深浅不同的城市总体规划,北山街先后新建了一批商业、公寓、官邸、工业及民用等建筑。北山街由于位于西湖景区核心,面湖背山,成为清末民初时期很多使馆、民国党政要员、社会名流等达官贵人趋之若鹜的建筑集中区。归纳起来,其所属权业主的群体类型包括:1.政府、军队等军政群体,如陈布雷的“乐墅”、杨虎城的“东山别墅”、浙江洋务局总办王丰镐的“省庐”等。2.各种新旧文化代表人物,如康有为的“康庄”、报业大亨史量才的“秋水山庄”。3.传统商会、行会或者民族工商业群体,如上海增裕原料号老板林九如的“如庐”、广东商人鲍柏鳞的“穗庐”、湖州南浔商人邢赓星的“抱青别墅”、沪上富商潘志铨的“潘宅”、任职中国银行的王静甫的“息庐”、上海房地产商刘湖涵的“孤云草舍”。4.海归人士等,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回国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等职的浙江爱国人士马文东所建的“润庐”,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住的“王庄”等等。
二、北山街民国建筑建造阶段及其风格类比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美各国建筑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经折衷主义、新艺术运动向现代建筑转化的变革时期,这些建筑风格都先后或交错呈现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杭州的城市建筑也如同南京、上海一样,呈现出新旧两大建筑体系并存的局面,这种新旧递嬗的持续过渡型社会形态,铸就了民国时期浙江城市建筑二重性的特征。从数量上说,以旧城区(西湖区)的新建筑体系引领杭州城市建筑变革之风,以其鲜明的特色表达了民国建筑博采众长特点。而这些建筑类型比较齐全、风格也多样化,成为后人研究的宝贵资源。究其建造历史而言,本文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初始阶段(1912~1919年)。本阶段是杭州近现代城市兴建史中最重要的环节,它对杭州今天的城建格局与定型等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民国元年(1912年),杭州开始有计划拆除四面城门,沿城墙基址改建新式街道。拆旗营、拓马路、开辟商业市场,填埋古河道,出现电车及汽车,这些都是杭州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初步奠定了杭州主城区城市道路的基本格局,并逐渐形成以迎紫路(解放路)、延龄路(延安路)为轴心的格局,湖滨一带由此成为杭城中心,对今天杭州的城区规划定型建设起了先导作用。辛亥革命后为数不多的在国外学习建筑设计的留学生学成归国,杭州西风东渐背景下的杭州北山街民国建筑艺术解构的城市建设随之而来受到了第一批建筑师群体的影响。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当属建于1907年的“抱青别墅”“坚匏别墅”“息庐”“孤云草舍”。2、成熟阶段(1919~1937)。本阶段是杭州北山路近代建筑事业繁荣发展的阶段,建筑活动日益增多。一部分建筑在设计上和技术设备上已接近当时欧美先进水平。水泥、玻璃、机制砖瓦等近代建筑材料的生产能力有了初步发展,频繁使用了砖石钢骨混合结构,初步使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庄俊、沈理源、林徽因等为首的浙江籍建筑师群体得到快速补充,很多海外归国的建筑师业务深入杭州,如吕彦直、刘敦桢、赵深等人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成立建筑师事务所。1926年之江大学也设立了建筑设计专业,引进和传播发达国家的建筑技术和创作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麻省理工科大学归国留学生周象贤,其于1928至1948年间三度任杭州市长,任期内曾将市内主要马路改为柏油路,修浚西湖,开拓岳坟至灵隐的林荫道,增建西式建筑等措施,对民国西湖的面貌定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阶段的代表建筑以“王庄”“穗庐”“春润庐”“秋水山庄”“乐庐”“集艺楼”“潘宅”“东山别墅”“省庐”“如庐”“润庐”以及北山路76号、95号民国别墅建筑等为主。3、停滞阶段(1937~1949)。抗日战争期间,杭州的建筑业处于萧条状态。建筑活动很少,本阶段的现代建筑思潮对杭州乃至中国的建筑实践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此阶段代表建筑为北山路97号民国别墅建筑。就以上三段时期的主体和范围而论,这种变化已经由士绅阶层移向新兴的市民阶层,杭州建筑风格、公用事业乃至市民大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性等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西风东渐的驱使下,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艺术等西方先进的新学说、新思潮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本地文化。[1]以下作具体分析。(1)民族传统砖木风格北山街上的民族传统砖木风格建筑也是由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组成,以单层为主,双层占少数,有些屋面采用重檐歇山顶,之后的建筑又将其简化为硬山顶或悬山顶。风格上就是沿袭传统的功能布局,用材因地制宜,方便且省时省工,具有特别明显的地域特色。[2]“乐庐”“穗庐”“息庐”“如庐”“小刘庄”等皆是该风格的代表。“如庐”始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占地面积1.605亩,是西湖山地别墅中最典型的一幢,其设计师是顾孟良,因其主人是上海增裕原料号老板林九如,故名“如庐”。别墅依山取势,门内宅园布置巧妙,开间与进深等长,各为三间,左右是对称的转角楼,均为中式风格,为今天的北山路留下了一幢独具风格、与众不同的山地别墅。[3]“坚匏别墅”建于清末民初,以砖木结构为主,建造依靠地势,是一个江南园林山地别墅,整个庄园占地数十亩,筑屋数十间。主人为湖州南浔“四象”之一的江南首富刘墉。《西湖新志》记载曰:“在弥勒院右,为吴兴人刘锦藻别业,俗称小莲庄。”[4]在民国年间的《西湖导游》上提到:“旁为夏侯庙,鞋业中人建。又有宋孙花翁墓,翁名惟信,字季籓,弃官隐于西湖,长工短句,好莳花,因字号花翁,卒后,友人为葬于此。”[5](2)西方折衷主义风格杭州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在清末民初比较流行,民国之后逐渐淡出。这种风格的建筑汲取历史上各类建筑的精髓,将其组合,没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利用完美的比例和谐,韵律和节奏的协调,形式统一,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表现一种纯形式的美。北山街著名者如“王庄”“穗庐”等。“王庄”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最终占地面积3.3亩,主体建筑设有大量的半开放空间(宽走廊、大阳台、屋顶平台等),这种流动空间是现代建筑的主要特点。一楼廊道的柱子,又融合了科林斯柱式,建筑材料和结构也采用了西方先进的钢筋混泥土结构,而屋顶却是传统坡屋顶,利用中式青砖作为外表皮,并大量使用了古典主义风格的爱奥尼克柱式和各种精美的细部雕饰以及瓶状或石柱形的艺术栏杆[6],中西合璧,宅院合一,这种无原则但兼容并包的杂糅风格体现了北山街折衷主义最大的设计特征。(3)新古典主义风格新古典主义建筑在杭州出现于20世纪初,它的代表建筑有“抱青别墅”和“孤云草舍”。其主要表现手法是借鉴古典主义的整体形态,以更简洁的形式表现传统形式美感。?特点是以古希腊、罗马古典柱式为构图的基础,从理性出发,排斥设计师的主观思想感情,着重于古典艺术形式的完美造型,注重比例,强调对称,追求典雅庄重,讲究主从关系。这种风格在宫廷建筑、纪念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中颇受欢迎。[7]《西湖新志》上关于“抱青别墅”有记载:“在智果观音院前,为南浔邢姓所建。”[4]《民国杭州市新志稿》也载:“在葛岭下南浔邢氏所筑。”[8]邢氏,指的是清末民初湖州南浔商邢赓星。现为葛岭饭店,是1933年改建的。“抱青别墅”是一幢三层暗浅红色的西式别墅,以红色和青黑色的砖进行拼花而成的。建筑面积达803平方米,共32间房,有回廊、凉亭、拱门、钟楼的造型。建筑立面上简化为纵向与横向的简洁立面分割,但仍保留古典三段式的形制,简约挺拔。典型的拱券连廊、红砖立面、方形立柱、弧形门窗、立面凹凸、尖顶阁楼、缠枝式样,既具西洋建筑的典型特征,又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中式砖木结构,可以说是在北山路上最具中西文化碰撞风格的别墅。“孤云草舍”建于民国初年,是北山路上的第一幢西式花园别墅,因其与孤山相对,故名之。名字中洋互参,可谓中西合璧。民国十年编写的《西湖新志》上说:“在吴开远祠右,为吴兴刘梯青所建,仅欧式屋一座,无他布置。”[4]《民国杭州市新志稿》上载曰:“在葛岭下,为民国吴兴刘梯青之别业。”[8]该洋房三层楼高,面阔三开间,阶石高大,红瓦圆顶,中间采用罗马科林斯柱式,门窗皆用拱券,带有浓厚的古罗马建筑风格[9],建筑挺拔,白堤上即可望见。(4)新民族形式风格20世纪30年代,杭州一些有见识的业主及建筑师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和西方现代建筑的比较与分析得出,如果将两者完全照搬地结合,将在技术和功能分区等产生矛盾,如果将中西方建筑有机融合起来,摒弃繁琐的复古主义,就能创造一类既能体现时代特色又具有传统风格的建筑。[1]代表性建筑有“省庐”“息庐”。“省庐”建于民国二十年(1931),《民国杭州市新志稿》记曰:“在宝月山中制仿西洋甚爽垲,为民国浙江交涉使王丰镐之别业。”[8]“省庐”占地面积2亩多,建筑面积四百多平方米,主人是王丰镐,字省三,故名“省庐”,后改称“竹隐庐”。“省庐”依山面湖,临街而筑,院中三幢楼,中为主楼,左右各设角楼,廊檐连接主楼,空间形式上虽较独立分隔,但在功能上又互相呼应。整幢房屋的内外院墙皆用民国初年沪杭两地特别有名的“周福昌”青砖,这种青砖不仅厚重、结实,而且历百年不变色。[10](5)西方现代派风格20世纪3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从西欧向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并影响到了杭州。当时的建筑师们也紧跟时代的脉搏,抗战胜利后在杭州北山路等地也设计建造了一系列这一风格的建筑,[7]并成为新兴建筑中最常采用的建筑风格。代表建筑有“秋水山庄”、北山路95号民国建筑等。蒋氏旧居的主楼可以说是北山街上第一家全西式的建筑,整幢别墅属西式二层砖木结构。该别墅分主、副两幢楼,上下两层,共占地1333.3平方米。主楼344平方米,14个房间,与副楼通过天桥走廊相连。其外形呈“L”形,立面设计十分简洁,清水墙面上稍作修饰。南面临街围墙为红褐色块石,北面则以天然崖壁作屏障。[9]另一著名的代表“秋水山庄”建于1932年,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以其妻沈秋水之名命名的一座中西合璧的庄园式建筑。其采用了中国高超的古典造园法,这一意境相传是史量才借鉴了《红楼梦》中怡红院的布局方式而成。表一为北山街各幢建筑的具体信息。
三、北山路民国建筑的文化价值效应
民国时期的杭州建筑在转型中新旧并存、中西杂揉,既显示出近代中国旧观念顽强阻滞新生事物成长的文化沉疴惰性,但又隐含了中西合璧、迎新纳异的良性发展趋势,具有所有西风东渐时期的创新阵痛和特征。民国建筑作为北山路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它的内涵亦是丰富多姿,其文人雅士、政客商贾参与者纷呈众多,相关典故与历代历史事件、名流韵事一样,成为杭州文化史上永恒的标本。例如,浙江湖州闻名遐迩的“四象八牛七十二狗”中“八牛”之首邢抱青之“抱青别墅”;晚清上海滩沈秋水因偶遇史量才,也开始了她在杭州后半生的爱恨情仇;1926年,24位沪杭商人竟以居士的身份筹集款项,于杭州西湖北山街建造了名曰“菩提精舍”的念佛礼诵之所。当时先后在北大、清华担任教授的著名戏剧理论家宋春舫和他的好友朱润生,两人合力建造“春润庐”,曾经吸引了蔡元培、章太炎、杨杏佛、马寅初、徐志摩、熊十力、马一浮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此长居短住,号称“不挂牌的北大招待所”。以上等等历史故事,背后承载的是杭州城建史的变迁,也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史曲折而又沧桑的脚步。北山街历史建筑形成于晚清至民国兴替之时,在其风起云涌的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根植于近代浙江历史传统中的文化遗产和杭州的城市精神。北山街民国建筑往昔的辉煌历史记忆,既昭示我们应该对浙江精神传统重新检视与传承,也为浙江精神的现代建构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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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奕明 陈莹 周景崇 单位: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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