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现代建筑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切脱离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类总称。在尊重历史的名义下，文丘里、格雷夫斯和约翰逊等大师们重新提倡建筑
后现代建筑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切脱离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类总称。在尊重历史的名义下，文丘里、格雷夫斯和约翰逊等大师们重新提倡建筑设计的回归与合并，主张将互不相容、彼此矛盾的建筑元素进行二元并列和矛盾共处的排列，在建筑设计中追求内容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突破常规建筑的普遍做法。房屋的建筑不再单纯地被看做一种空间上的分布，而是试图被深度地解释，建筑也成为人为的叙述的一种方式。
后现代建筑与史学之联系。后现代主义建筑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首先出现的，而之后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其主张同后现代主义建筑在许多方面是十分相似的，二者可以说是理论与实践的分工，而通过对后现代建筑这一具体事物相关的后现代特点的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后现代史学理论也是有帮助的。
首先后现代史学反对兰克学派“如实直书”的传统，认为客观真理并不存在，他们强调历史文本的文学特性及它们不可避免所包含的虚构成分。后现代鼻祖海登?怀特曾说过：历史“事实“并不是“探索者通过他面前的现象所‘发现’的，而是‘构造出来的’”。（1）他把历史等同于文本，认为历史叙述离不开语言的辅助，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而是由语言和推论构建起来的文本，语言的形式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建立起来的文本内容。
“真实”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对真实的追求以及为这一追求而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科学方法、理性思维，也就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反之为“印象”、“虚构”等追求所取代。这一倾向在建筑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后现代建筑，重视认识主体对感官方面的感觉，体现了肤浅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深层次的情感表达和逻辑思维的追求。建筑者们把建筑看作是各种点、线、面的组合，是各种片段的重合，以此达到一种突兀、奇怪的印象，从而达到效果与目的。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史学更加重视叙事语言，取消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将文学的感性因素推到了极点，不再追求客观真实性，强调历史的主观性，这些与后现代建筑重视人的感官反应，放弃深层次的逻辑追求是有相通之处的。
其次，后现代建筑试图改变人们对于空间的概念，追求多样性、特殊性，反对整体性和标准化。现代主义建筑为了追求统一整体的风格，常常无视传统与历史的约束，使所有的建筑丧失了自己的风格，无任何特点可言。后现代建筑则重视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弥补与改善，因时因地而宜，注重与周边环境的配合，着重体现某些部分的特点；在对空间的理解上，不再简单的接受现代主义建筑所提倡的那种将空间看作为人服务的功能，反而强调空间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强调、美化空间本身的美，在这一方面，建筑不再是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结果，而成为了反传统、反理性的追求之下的实践。
这种不同于现代主义建筑的风格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方面也有所体现。后现代主义史学向传统“大叙述”的思维方式挑战，反思并批判所谓的理性的普遍性。认为普遍理性不会也可能涵盖一切，必然有排他性的一面，将不适合理性的事物排除在外，或加以贬低，以证明理性的优越和正确。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怀疑它的万能性，理性万能的观念已经无法立足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突破了现代主义史学那种包罗一切，建立统一整体的做法，强调复杂性与多元化的存在，突破了统一理性的包围，尤其注重被现代主义排斥在外的“他者”的地位。
除对理性的普遍性进行批判外，后现代主义史学还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叙述方式进行了纠正。现代主义史学把西方看为历史发展中心，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其他国家，则完全饰演着一种服从并配合这一中心的角色。用伊恩?钱伯斯的话来说，西欧中心论的结果的关键在于，“欧洲人成了具有普遍性的‘我们’；由此普遍性，欧洲人给予或者抽掉其他地区的历史”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西方文明已经无法凌驾一切，更无法让所有非西方地区和人民按照西方的思维模式从事。另外西方文化中不少丑陋的东西如种族主义、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等，也无法再使西方人可以堂而皇之地继续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无视或轻视其他文明的存在及其成就。用钱伯斯的理解来说，突破西欧中心论，不仅仅是还历史以完整面目，更是为了让其更为确切的反映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这同样也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反对西欧中心论的大叙述方式的目的之一。
最后，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有些人将二者看做是前后相延续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不客观的看法，历史发展应是多元、开放的过程，现代与后现代本身不是一种历史时间先后的关系，不能仅仅以时间顺序来区分。后现代主义应被认为是一种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无论是后现代建筑还是后现代史学，他们的出现都是现代主义在其发展并出现缺陷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对现代主义来说既是冲击又是机遇，如何正确对待，是现代主义当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1）海登?怀特，历史的负重，【J】，历史与理论，1996年第5期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