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郑斐文 ，Lancaster University 社会学与性别研究博士候选人关于纪念碑与国族一 个博物馆或是纪念碑的存在，如何让人深刻感
作者：郑斐文 ，Lancaster University 社会学与性别研究博士候选人
关于纪念碑与国族
一 个博物馆或是纪念碑的存在，如何让人深刻感受到历史的过去并且能够悼念因战争或是政治暴力而死去的人们？通常我们设置纪念碑或是博物馆来仪式性的悼念过 去，让这个「物质」来承载历史记忆的包袱。但是经常的，它们理所当然同化为环境景观的一部份，似乎藉着此些纪念碑，社会才得以遗忘我们历史创伤的过去。纪 念碑空间是我们集体记忆物质化的所在；那无法克服的，对于遗忘的焦虑，让纪念碑来抚平；于是似乎有了纪念碑的存在，以及它所同时展现与抹除的集体记忆，我 们可以安心的卸下这个遗忘的焦虑以及记忆的重担1。
到底纪念碑如何再现当下的历史意义与集体意识？不同国家的纪念碑以不同的形式、在既有 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型态，特定历史时间之中展现出不同的作用。但是大部分由国家主导的纪念碑是要企图将国族文化落实、具体化在碑体上，藉由碑体在特定历史 时空下的固定意义来「表演」出国族的自我（the National Self）。这种表演（performance）本身不仅只是展现在纪念碑文、纪念碑竞图过程、竞图原则中，甚或纪念碑的空间美学形式、地理空间性、碑体 质料也是纪念性论述操演的一部份。举例来说，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浓缩了国族的界限，是种具有国族象徵意义的影像（icon）。这个物体所代表的意义是一种国 族的总体性（totality）；在国族的时间性上，这种时间性无法分割过去与现在未来，并且含有乌托邦未来的隐喻。自由女神的身体象徵了国族作为身体 （整体）的空间性；其意义，一方面是藉由「女」「神」，来强调国族主体的神圣完整，另一方面，是民粹主义式的，影射（女性化的）美国国土可被尽情的使用、 开垦，以建立「新」的移民社会的主体。
台湾各县市二二八纪念碑分别以不同方式再现了二二八论述以及政治上的意识型态符号。二二八纪念碑， 大体而言，企图要呈现与「大中国意识型态」对立的台湾人主体；二二八纪念碑的出现是在旧政治意识型态与新国族定位下出现的政治演出，是「国家面对其正当性 危机所做的政治转化中在历史向度的一环」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台湾人主体的、非常男性的，具有「出头天」意涵的屏东纪念碑；在高雄与嘉义，有以父权异 性恋家庭体制、生物有机体、血的歃盟为国族隐喻的「生命共同体」纪念碑。大部分的二二八纪念碑强调以「台湾人团结」来「弥合伤口」。因此，纪念碑是要疗 伤，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去遗忘、完成、转化这个事件的负面效果，然后形成「新」台湾人集体的认同。所有具有道德面向的政治修辞与论述，例如「和谐、宽容、公 义、光明」（台北二二八竞图原则），皆成为疗伤止痛的唯一可能；「想像的共同体」在这些类似宗教的道德论述中不断强化。
对于没有在「历史 现场」感受的下一代来说，我们对台湾的过去以及历史事件的理解一定是被各种现下流动的资讯所影响，例如：主流媒体、国族论述、或是某种认同的意识型态。在 二二八被国族主义论述不断重複、强调、单一叙事化之后，我们如何从「现在」看台湾被压抑、消除、切断的过去却又不落入父权国族主义、迷思式的悼念？如果将 这些问题放在关于人类战争、浩劫的脉络之下，在西方讨论最多的当然是犹太人问题以及如何「记住」历史、再现历史的讨论。
在当今一些研究犹 太浩劫问题的学者着作中，最大的辩论是，关于如何不将纪念仪式固定在救赎意义中（the redemptory meaning）。所谓救赎、昇华所说的是将创伤的历史过去以某种论述或是宗教、政治仪式将其取代，交织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网络，来诠释无法挽回的过去。在 这种固定的，救赎的叙事意义之中，所有无法再现、无法呈现的它者，如已逝者的永远沈默以及被抹除的历史的失去，都被「仅止一种」的救赎所取代，它可能是国 族主义、宗教、也可能是某种美学型态。就如一般的（国家）纪念碑，当我们为事件提出一套合理、完满的说法时，历史创伤、死亡、屠杀变得不再值得深思，因为 我们已经提出一套唯一的、合理的解决，它变成一套「客观历史」，而非我们的记忆中对屠杀、死亡、人权等的反省。在台湾，这种救赎叙事即是国族认同的再书写 与集体意识的重複凝聚。
犹太浩劫之后，Adorno曾警告过，一些艺术作品或是诗作使得犹太浩劫问题陷入救赎式的美感以及模仿式愉悦的危 险。对Adorno来说，「在Auschwitz 之后，妳不可能再去写诗」；在这里，Adorno 对于艺术形式无法再现创伤以及避免简化历史悲剧的警告。Adorono之后，许多历史学家开始讨论艺术形式如何呈现历史创伤的问题，包括历史事实与抽象美 学的关係、记忆与遗忘以及浩劫的艺术作品如何避免救赎叙事等 3。从反对完整、治疗性的、救赎叙事的开始，犹太纪念馆与博物馆的美学形式环绕着这些相关问题展开，开始思考建筑与记忆空间的关係，以及如何悼念已经缺席 的、失声的文化。
以下，我将分介绍德国柏林的犹太博物馆以及Shimon Attie的「记忆行动艺术」，我的观点将着眼于这些空间艺术的创造，背后的历史哲学思考，希望藉此能反省台湾二二八、白色恐怖纪念形式的各种可能性。
德国柏林Libeskind所设计的犹太博物馆和Shimon Attie的装置艺术「在墙上书写」
从 反救赎的理论观点开始，James E. Young在At Memory’s Age一书中，讨论德国浩劫纪念馆。Young以Libeskind所设计的犹太博物馆为主，问到：在德国人将犹太人从自己的家园全面赶杀、驱离之后，德 国国家犹太博物馆怎幺样呈现犹太人的历史创伤？怎幺面对那些被拔根的犹太人，却再次回到这个在记忆中是家园却「已经不再是家」的、疏离的地方？针对德国的 浩劫纪念碑与纪念馆，Young提出了批判性的问题：「德国这个国族怎样被迫去记住，以人民之名发动的战争以及导致的灾难与困苦？一的国家如何，将压迫它 者而产生的罪再次纳入自己的历史中？」
犹太博物馆的设计，对Libeskind来说，不是只针对柏林犹太人文化，因为犹太人文化历史本身 就是与德国历史文化冲突关係的一部。这些，也同时是整个柏林的悲剧史。在犹太与德国历史文化既是冲突又具有紧密关係的情况之下，这个博物馆的建立本身奠基 于这个两难：既然犹太文化同时是德国文化的一部份，又与德国文化上有差异，犹太人的文化及历史被呈现出来却又不落入将两者视为完全无差异的一体？如果要分 开来看待，却必须要小心的避免将犹太人视为与德国人「完全无关」的族群区分中，而落入纳粹的思考逻辑 （a people apart）。
Libeskind 认为，对于建筑空间的思考根本上就是历史哲学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无法回答的哲学问题开始，来思考这栋建筑的设计。他问到：「如何让已经逝去的犹太文化发 声，却又不先假设了替他们代言的可能？如何桥接历史伤口的裂痕而不去以神圣的国家救赎意义来修补它？如何将此巨大的历史矛盾与对立置放于单一形式的建筑空 间中？」4。
柏林的犹太人历史是这样的：德国的犹太人口大约有五十万，其中三分之一犹太人住在柏林，1933-34年间，许多柏林人开始 被迫流亡到其它国家，留下来的犹太人在1935年后因为Nuremberg Law，被禁止在一般办公室上班、禁止与德国人结婚、并且丧失公民权。所有犹太人先前在柏林建立的事业、文化（犹太人在柏林的文化、知识、经济地位在战前 的柏林极为重要）都被纳粹所禁止与破坏。1941年，七万五千名柏林犹太人开始被强迫穿着带有黄色星状象徵的衣服并且开始大规模、有系统的被送到集中营， 他们的房屋不是全数烧毁就是完全被纳粹接收。战后，柏林只剩下五千名犹太人。1944年二月，一万吨以上的炸药开始轰炸整个柏林市，五千人死亡，大部分的 人无家可归。1945年一月，红军运送炸药到德国并且在二月12日，发生了最惨烈的轰炸：一个多小时的轰炸时间内，两万三千人死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柏 林市的四分之一完全被轰炸破坏殆尽，总计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八万柏林人被杀，数千位犹太人在集中营被杀害。因此，柏林市一方面是纳粹政府的所在地，另 一方面也是犹太人文化被迫拔根的地方。柏林的历史是破碎的、冲突的、血腥的战争的历史，同时也是犹太族群浩劫的历史。
提出这些问题后，柏 林的犹太博物馆经历了一连串讨论与竞图，从1988年开始决定兴建，到1997年终于完成，1999年才开始对外开放 5。设计者Libeskind为这栋建筑所代表的历史意义提出了下列问题：「是否建筑能够体现完全的历史意义？它是不是能够再现非意义 （unmeaning）以及同时又是意义的追寻？」。对Libeskind来说，犹太博物馆的设计，重点在于「过程」的思考，而不在于其功能性；因此，他 不只是要思考历史意义，同时要颠覆建筑空间的基本哲学，颠覆建筑与「功能性」的传统关係。如果现代建筑形式是不断企图以形式来取代历史的轨迹 （trace），那幺犹太博物馆的设计是要从建筑物「不可能」完美的再现历史足迹出发，找寻另一种可能。
从这些问题出发，博物馆的形状诡 异且奇特，如果从天空鸟瞰，我们会看到不规则的z形状；绕着这个建筑走一圈，会让人感觉不知道哪里是正面、哪里是入口。建筑的质材以锌为主（看起来像铁皮 屋），随着气候、空气与锌的混合，建筑物会渐渐变色。在博物馆的建筑表面，有许多不规则的斜线破裂穿过，看似被刀子划过的痕迹，象徵着裂痕与历史的空缺 （void），犹太文化的断裂。
博物馆以三条轴线组成，第一条轴线引领着我们从巴洛克建筑进入另一个地方：展览室。由于外面的不规则刻 痕，在室内走着，会不经意的遇到墙壁上的裂缝，以及从裂痕中，不规则、武断的透进室内的光。第二条轴线引领观者进入浩劫塔（Holocaust Tower），那是一条死巷，屋顶斜倾，越走向前，四周地面越斜倾，墙壁高耸而窄，巷内暗冷而潮湿，给人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压迫。象徵着在希特勒得权之后， 犹太人的处境。
第三条轴线引领人们到一个充满着不安全感的「流亡者花园」。走在这个花园中，地面的倾斜让人们失去平衡和方向感。走在铺着 石头的地面，摇摇晃晃的，感到什幺是双脚失去抓力而却非走不可的痛苦。就像犹太移民者或流亡的后裔要学习着去熟悉不熟悉的环境，试着了解一些不寻常的事 物，重新学习走路。花园中有49条石柱，石柱上面种着橄榄树，在犹太文化中象徵的和平与希望。
用各式的不规则直线结构、複杂的抛物 线，Libeskind的博物馆是破碎的、分裂的，一栋因为大屠杀所造成的建筑：畸形的、反常的、断裂、非连续性的，无法被任何简单的意义所统一的空间。 根据Libeskind自己的说法，「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是要建立一个空缺（void）的博物馆，这种空洞性正是我们社会所经验到的」。 Libeskind的设计可以说是要再现出某种空洞诡谲（uncanny）的空间感，正如同家园被破坏、亲人被屠杀的犹太人对这个城市恐惧、矛盾、熟悉却 又陌生的记忆一般。
铁路，是犹太人旅客眼中最悲伤、可怕的影像。犹太博物馆的周边滑过一条单线铁轨，从博物馆建筑中散放而出。随着轨道线 往前注视，这条线会引领妳的视线到乌有之处。随着线的走向望去，无法得知线的尽头在哪里。或许因为人类都活在主体认知有限的时空中，这条轨道的「非未来 性」，却不经意的打搅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时空感知。没有终点。在注视着前方的剎时间，流亡的感觉浮现。Libeskind使用这条单轨的意义在于单一铁轨不 从属于视觉习惯，颠覆了我们平时认知的铁轨的事实经验（reality），轨道变成一种抽象的概念，失去了轨道惯有双线的平衡，它使观者感到危险，引领人 们的视线到乌有之境。送犹太人到集中营的火车其实没有终点，因为循着轨道而去，终点是生命。
虽然Libeskind以某种「后现代建筑」 形式来呈现历史过去的无法缝合以及空缺，却不因此而失去其历史及社会意义。「空缺」，同时是犹太人文化在浩劫后，在柏林历史文化中的「缺席」 （absence）。在柏林市的历史中曾经如此重要的犹太文化，如今只剩下一幢幢鬼魅般的房子及街道。无人居住的犹太房屋。走过柏林犹太社区的某些巷子， 那里诡异的安静，许多老旧的房屋早已无人居住，门窗深锁。妳会怀疑，在一幢幢房屋中，曾经发生了什幺事情？在五十多年前，浩劫前的这里，每个家庭在做些什 幺？或许他们就像你我一样简单的活着，在不同屋檐下有着相同或不相同的故事，但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走过这些破落老旧的房子，我感到诡谲的沈默以及这个沈 默所带来的恐怖感。失声的街道其实不是沈默无声的，它不断诉说着时间的不再以及犹太文化的不在，就好像老照片所揭露的意义。这种空洞诡谲感在另一个艺术家 – Shimon Attie-的装置艺术作品中被呈现出来，Attie用投影机将泛黄的日常生活照片投射在那些过去曾是犹太人的房屋门口，让以逝去的死者的影像，鬼魅般的 「回到」他们的家园。观者会看到一个卖书老人（的影像）站在社区的某个角落，卖书老人也回头望着我们；房屋存在于当下，老人却是过去的相片放大投射而来。 老人存在于相片中，藉此艺术表演，也突然的、从过去回到现在而「活」了起来。看着这栋建筑与回复的老人，人们开始感到模糊诡谲以及不确定性，过去与现在的 差异以及非差异的呈现，挑动了我们心理的焦躁不安和愉悦。Attie的装置艺术不是要宣称失去的历史已经被挽回，或是企图去修补伤痕，而是要在老照片与旧 空间之间，创造我们对空间、历史的记忆；在感到逝去的再回归以及不复回归后，在愉悦与悲伤的模糊地带中，历史记忆或许就不会轻易滑向纯美感的呈现，以及落 入强迫性伤痕修补的叙事中。
从轨道带给访客的不安定感，到流亡花园的失向感的设计，到不安定的博物馆空间，Libeskind的博物馆表 现出这种失声、缺席、不再得以挽回的，死去的人们与文化，也同时是柏林犹太人的历史境遇。Libeskind或是Attie的作品挑战了我们对集体历史的 麻木，但却不引导我们走向民族主义式的救赎。当我们看到投射在角落的犹太卖书人，联想到的，可能是在妳我记忆中老家旁杂货店的老人。呈现过去的人们的影 像，让我们联想到在屠杀之前，在这一幢幢已经空无一人的房屋中，过着你我一般的生活。挑起我们对历史的、时间的消逝的恐惧，透过诡谲感的再呈现，透过「呈 现不可能」来对颠覆大历史的时间性，因此，我们或许得以靠近历史的创伤更近一些，博物馆也不再只是安定的意义，救赎的所在。
小结
在 二二八的论述被国族论述单一化、救赎化、简单化之后，当道歉、赔偿、立碑被仪式性的展演，我们不应让所有纪念形式沦为政治、国族论述操做的工具。这些具有 历史意义的空间、地点、纪念碑对于「后记忆」世代（post-memory generation），也不应该再次成为枯燥的历史教科书的一部份 6。从历史悲剧、到八掌溪事件、九二一地震，我们这个社会似乎正在养成一种「麻痺症」；对于人的性命的失去，对于悲剧台湾社会已经几乎习惯性的去遗忘。而 各种文化、族群、性别差异的问题，不断在政治口号中被匆忙的掩盖过去。或许，答案不存在于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祇的指示，或许答案会出现在一系列「不可 能」回答的问题以及「不可能」的解答过程之间。
注释：
1 以上观点是放在「一般」的国家的纪念碑，不包含，例如德国有些年轻艺术家的「对立纪念碑」，欲将传统纪念碑形式解构的艺术创作。因此，我认为对纪念碑的讨论应该放在其过程以及社会历史的效应的考察，而非做普遍性的宣称。
2 吴金镛，1994，<国族建构、历史记忆与纪念空间-二二八纪念碑的建构>，台大城乡所硕士论文。
3 James E. Young, 2000, At Memory’s Age. 2000. Marianne Hirsch, 1997, Family Frames. Dominick LaCapra, 1994, 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 Saul Friedlander, 1993.
4 Libeskind, 1991, Between the Lines, quoted in Young, 2000, ‘Daniel Libeskind’s Jewish Museum in Berlin : The Uncanny Arts of Memorial Architecture,’ in At Memory’s Age.
5 台湾的二二八纪念碑与纪念馆兴建过程根本没有引起媒体或社会的深度讨论，在当时国家的主导下，成为「越快完成越好」的祭品。
6 对于至高无上的国族主体的空间权力斗争，如何排挤另一种、它者的「身体」，请见谢佩娟，1999，<台北新公园同志运动-情慾主体的社会实 践>，台大城乡所硕士论文。关于新公园空间与男同志关係，王志弘，1996，<台北新公园的情慾地理学：空间再现与男同性恋认同>，台 湾社会研究季刊，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