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水利者，不外利用水之“利”，同时防止水之“害”。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多样、降水不均衡。因此，水利自古即受到高度重视，工程方面建树尤多。一起看看中国古代水利的智慧。
都江堰的“无坝”和灵渠的“有坝”
都江堰的主体工程——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看似简单，实则构思精巧。从创建至今，其已历经多次修复，但每一次修复都继承了这样的工程枢纽布置形式，足见这2000多年前的规划简直堪称“完美”。
鱼嘴，史称都江鱼嘴，又称分水鱼嘴。它把岷江水分成了内江和外江两部分：外江是岷江主流，流向长江;内江水经宝瓶口进入成都平原。“深淘滩，低做堰”，飞沙堰的“低”是古人慎重观察、计算出来的。这样，多余的水可以从堰顶溢入外江，保证灌区的安全。宝瓶口前的一段内江凿成弯道，实现了“正面取水，侧面排沙”，既取得了足够的水量，又避免了渠道的淤积……鱼嘴属于典型的无坝引水。从某种角度讲，无坝引水是受古代技术水平限制的必然选择。但它有个好处：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程对河流的扰动。
与“无坝”相对应的是“有坝”。灵渠，又名陡河、湘桂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和都江堰一样始建于秦代。灵渠虽然短小(长度不足40公里、流量不足每秒10立方米)，却是“三楚、两广之咽喉”，在国家的交通网络中拥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影响。而且，灵渠上截断海洋河的大小天平是中国水利史上第一座大坝。
把泥沙当肥料的郑国渠
战国末期，秦统一六国的条件日渐成熟，韩国为避免灭亡的命运，便使用“疲秦”之计：派水工郑国(人名)劝秦国修建大型灌溉工程，使其无力东进。后来，这个心怀叵测的计谋败露，秦欲杀郑国。郑国辩解说：“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王认为他言之有理，工程得以继续，十余年后告成。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时至今日，在陕西泾阳西端的瓠口，郑国渠的渠首工程依然有迹可寻。当年的郑国已经颇具测绘常识，从泾水到洛水，长约150公里的渠道几乎严格地选择了地形等高线，使得干渠以南的灌区可以实现“自流”灌溉，委实令人赞叹。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黄土高原上的河流含沙量大，泥沙自古即是水利工程中令人头疼的大问题。而郑国渠最值得书写的智慧，就是合理地利用泥沙，甚至把泥沙当成了肥料。《汉书》有载，郑国渠“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种引用含大量泥沙的浑水灌田、既用水又用沙的灌溉方法叫作“淤灌”，是我国灌溉史上浓重的一笔。
京杭运河的水柜和水澳
京杭运河行程漫长，沿途遇到的问题复杂而繁多，倚仗历代水工的智慧和心血才得以流淌、贯通。难题之一就是有的河段常年缺水，有的季节性缺水，为此，历代大运河的建设者，根据自然条件和历史经验修建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蓄水工程。大者即当今可以综合利用的水库，如瓮山泊(今昆明湖)和高家堰(今洪泽湖);次者名曰“水柜”，如陈公塘和练湖;最小的则是“水澳”，专供单座船闸使用。
关于瓮山泊和高家堰已有许多论文和专著问世，这里只说稍显“生僻”的水柜和水澳。
水柜是古代调节运河用水的蓄水塘泊，在山丘地区筑坝截蓄溪流，或在运河两岸利用湖泊洼地四周筑堤蓄水，有时也自天然河流引水，通常设闸控制。运河水浅时，水柜放水济运;运河水大时，放水入水柜;发生洪水时，水柜还可以蓄洪。
在古代，京杭运河某些水源匮乏的河段上，船闸反复开启“走泄”的河水不能及时补充，也会影响到运河的畅通。北宋年间，为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澳闸”。所谓澳闸，就是在船闸旁边设置叫做水澳的小型水库，用以蓄积流水或雨水，接纳大江大河的潮水，再开凿小渠通向船闸，并以闸门控制。澳闸是我国的独创，在规划设计、建造和运行管理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成功的船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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